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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书文化
  • 2022-11-04 16:58
  • 来源: 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
  • 发布机构:网站运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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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书最早发现于永州市江永县,也称“江永女书”。它是由女性创造并在女性中使用和流传的一种特殊文字符号体系。由于女书文字外形整体轮廓呈现长菱形,笔迹秀丽娟细,造型独特,所以也被叫做“长脚文”。女书作品一般书写在精制布面手写本(婚嫁礼物)、扇面、布帕、纸片上,分别叫做“三朝书”“歌扇”“帕书”“纸文”;有的女书作品刺绣在布帕上,叫“绣字”。女书是当地乡村妇女,特别是中老年妇女的文化工具。妇女们空闲时节常常聚在一起,一边做女红,一边唱读、传授女书(“读纸”“读扇”“读帕”),形成一种别具特色的女书文化习俗。江永女书是世界上唯一一种仍在使用的女性文字,这种奇特的女性文字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被国际学界称为一个惊人的发现,在文字学、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及民间文化学等多个学科都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经过研究,女书基本单字共有1700多个,其中借源于汉字而造的占60%,暂不明来历的自制字仅占40%。女书字的外观形体呈长菱形的“多”字式体势,右上高左下低。斜体修长,秀丽清癯。乍看上去,好似甲骨文,又有一些眼熟的汉字痕迹。关于女书所记录的语言,近几年经过语言专家的调查研究确定,它既不是湘语、西南官话,也不是瑶语;而是一种流行在江永一带的汉语土话。与汉字是表意文字不同,女书则是一种单音节音符字的表音文字。女书具有独特的社会功能,基本用于创作女书作品、记录女歌,一般为七言诗体唱本。每篇长的可达四五千字,短的只有几十字。

1983年,江永发现“女书”的消息向全世界公布后,引起轰动。海内外专家学者纷纷深入江永考察、学习、发掘。21世纪初,永州积极实施抢救和保护女书文化工程,通过兴建女书文化村,建立女书博物馆,组织开发女书工艺品,发展女书文化产业,使女书文化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第一节 女书发现


1982年,江永县委宣传部干部张国权、唐善军下乡采访,发现在当地妇女中流传一种特殊文字符号,由新闻干事唐善军写成新闻稿《江永发现妇女文字》在《湖南日报》发表。见报后,正在江华瑶族自治县采风的武汉大学宫哲兵教授(时任中南民族学院教师)随即赶往江永考察研究,在当地学者周硕沂的帮助下,宫哲兵写出了《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发表于1983年第3期《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这是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介绍女书的学术论文。紧接着,宫哲兵又在1983年第16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美国)上发表了论文《湖南江永平地瑶文字辨析》,首次将女书介绍到国内外,引起国际汉藏语言学家的极大兴趣,被称为“一个惊人的发现”。1986年,宫哲兵教授出版了全世界第一部女书研究著作——《妇女文字与瑶族千家峒》。

此前,江永县文化馆干部周硕沂于1954年下乡辅导农村文活动,在上江圩镇葛覃村结识了女书创作人胡慈珠,得到了一批女书作品原件,并学会了一批女字,并以《蚊形字》命名、翻译收入油印本《江永县解放十周年志》。这是载入史册的第一篇女书作品。

1956年冬,湖南省在长沙举行全省文艺调演,省博物馆担任摄影工作的干部李正光,在周硕沂住处见到一副女书对联,意识到可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遂向领导汇报请示,于1957年初由周硕沂陪同到江永县上江圩一带考察。他们搜集了一批女书原件,周硕沂将其中一部分翻译成汉字。李正光回长沙后,很快整理出一篇文章,把这种文字命名为“妇女字”,连同一些女书原件投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语文》杂志。时任《中国语文》编辑的潘慎看到了李正光投寄的文稿和女书原件,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稀有文字——妇女字》一文。由于缺乏普遍认知,上述两文未能发表。

1958年,一位来江永妇女到北京寻亲,她用土话与女书文字与人交流,既没有人能听得懂她的话,也没有人能认识她写的字,引起公安机关注意,将其所写文字送请文字专家辨认,也无人能识,这是女书第一次进入专家视野,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1968年,湖南省公安厅发现另一位瑶族妇妇的文字无人识别,便将这些文字带到北京,请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教师辨认,亦无人能识。

1979年,周硕沂重新回到江永县文化馆工作,受县文化局委托,执笔编写《江永县文物志》,就将《江永县解放十周年志》收录的《蝇形字》一文稍作修改、补充,约2000字,收入其中。该文初步谈到了女书流行的地域、使用范围、记录土话等特点。

1982年,《江永县文物志》稿由湖南省文化厅转发全省交流,江永“蝇形字”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

1983年,宫哲兵《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发表,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全文转载宫,《人民日报》(日文版)以六个版面详加介绍。

1984年10月,光明日报社主办的《文摘报》报道了女书的发现。接着,湖北电视台到江永县拍摄并播出了有关女书的新闻片。1985年6月,中央电视台在晚间新闻中报道了女书的发现。同年9—10月,中南民族学院组织103人的调查队,在彭英明教授率领下到江永调查女书和千家峒情况,收集到十九件女书原件,一万多字。1986年5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专题片《奇特的女书》节目,向海内外报道了中国发现女性文字的消息。接着,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在《零陵七绝》中专门制作了《江永女书》影视专题片,在国内外发行。随后,中国新闻社和新华社分别发布了“湖南发现女书”的新闻消息,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呼。美国、日本、法国、加拿大等国家的报刊、电视台纷纷转载、传播,美国史凯珊、中国台湾姜葳、法国裴书馨、德国艾娃、日本长尾一郎和远藤织枝等著名学者先后到江永参观考察、研究女书,女书的影响越来越大。

但是,关于女书的来源,众说纷纭,学界尚未达成共识,至今仍是一个学术之谜。

女书究竟是自源,还是他源,大致有三种看法:即源自汉字说、源自西夏文说和独特的瑶族女性文字体系说。女书的产生时代,也有三种看法:即史前刻划符号说、不早于明代说和明清时代说,第一种观点从女书的字体结构、发音、语法规划等特点入手考证女书起源时代,认为女书是先秦时期商代古人文字的孑遗演变;第二种观点认为女书作为一套能完整记录语言的文字系统产生于中古以后,甚至是明代前后;第三种观点通过女书的史志文献、遗存及内容、传承等方面研究,提出女书起源于明清时期。几种观点虽经多次探讨争论,乃无定论。

在江永民间,也流传几种女书来源的传说。

第一种,女妃造字。传说宋朝时荆田村出了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子名叫胡玉秀(有的说叫胡秀英),后补选入宫为妃。进宫后不久,遭到冷遇,苦闷异常。她想写信回家倾吐苦情,又怕被太监发现。于是心生一计,根据女红编造出一套文字,以歌咏体写在手绢上捎回家乡,并嘱咐亲人:要斜着看,用土话的音来读。于是这种文字就在江永妇女中传开了。

第二种,九斤姑娘造字。传说很久以前,上江圩的一位农妇生下一个女婴,体重九斤,故取名为九斤姑娘,她自幼天资聪敏,纺纱绩麻,织布绣花,无所不会,无所不精,还异想天开地造出了写土话的女字,即女字。女书自然传人义年华在其女书作品《要问女书何处来》中写道:“只听前人讲古话,九斤姑娘最聪明,女书本是姑娘做,做起女书传世间。”

第三种,盘巧造字。相传江永上江圩桐口村有一个叫盘巧的姑娘,心灵手巧,善唱山歌,擅描女红,喜欢结交姐妹,后来她被官兵劫往道州,为了向家人报信,她煞费苦心,根据女红图案造出字来,写了一封信藏在跟随她身边的爱犬身上带回,村中的姐妹得到这封信,读懂了其中内容,告知众乡亲设法把盘巧救回,从此这种奇特的文字就在当地女性中流传开来。

第四种,女红图案变女字。据江永县上江圩夏湾村妇女传说,古时候,生活在这一带的女子经常相聚在一起做女红,做出花样繁多、各不相同的图案,那时候女子不能念书,没有地位,她们把自己的苦难告诉别人,便在织布绣花图案上创制了这种文字。

女书的流传地域,主要在江永县东北部潇水两岸地区,以江永县上江圩镇普美村等15个村为中心,辐射至城关镇、铜山岭农场、黄甲岭等乡,以及相毗邻的道县田广洞、立福洞等村。随着这些地方女子外嫁,女书亦随着延伸到江华瑶族自治县、江永桃川镇,道县下蒋乡、新车乡、清塘乡等村庄,甚至扩大到广西富川、钟山、恭城、贺州以及广东的连州等南岭瑶族聚居地区。

最早记载女书的文献,是1931年和济印刷公司印发的《湖南省各县调查笔记·花山》(上册),描述女书的字形有“其歌扇所书蝇头细字,似蒙古文。全县男子,能识此种字者,余未之见”的记载。收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瑶文歌》序文对此有证实:“一九四五年,何君晓南持猺文一纸,云是猺(瑶)女读物,系得自田广洞陈中兴,转以赠余,此固求之数年而不可得者。入手展玩,纸色红旧,纵横五百七十四字,字迹秀媚,行列端整,不知出自谁家女手,惜一字不可识,无以解其音义”。

随着江永发现“女书”的消息向全世界公布后,引起轰动,海内外专家学者纷纷深入江永考察、学习、发掘。2001年5月18日中南民族大学组织召开了“中国女书文化抢救工程”座谈会暨全国女书学术研讨会,提出“中国女书文化抢救工程”。2002年,国家档案馆将女书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收藏,女书成为国家第批48组档案文献之一。2005年,女书名列湖南十大文化遗产前茅。2006年,女书入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第一批70个民俗项目之一。2008年,江永女书为湖南省向国家推荐申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唯一项目。

21世纪初,永州市和江永县积极实施抢救和保护女书文化工程,通过兴建女书文化村,建立女书博物馆,组织开发女书工艺品,发展女书文化产业,使女书文化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第二节 女书特征


女书一般写在纸、书、扇、手巾、布带等物品上。书写女字的纸张有白纸、红纸和黄纸。白纸比较薄,单面书写,对折后形成一页,可以装订保存;红纸有单面和双面两种,多用于书写喜庆内容;黄纸用来写祭文,要当场焚烧。后来,也有人用小学生的练习本写女字。写在扇子上的女书,通常比较简短,如《十绣歌》等。写在手巾和布带上的女书,一般先写再绣,边绣花边装饰。

此外,1993年在南京收集到19世纪中期太平天国的一个金属货币,一面写着汉字“天国圣宝”,另一面写着汉字“炎壹”,同时在两边分别写有女书内容“天下妇女”和“姊妹一家”。

2006年,有人在东安县芦洪市镇一座建自宋代、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的石拱桥一角,发现了一块女书残碑,进一步扩大了人们对女书载体的认识。

无论哪种承载方式,女书都十分讲究形式美。如写在纸张上的女书四角多配花纹,写于纸扇上的女书多插绘花鸟图案,而织绣在巾帕花带和服饰上的女书则是精美的女红工艺品。虽然载体不同,但女书字体整体造型都清秀而有条理,犹如女性婀娜的身姿,具有阴柔的美感。

从字形上看,女书的字体呈长斜体菱形,每个字起笔处的右上角为最高点,收笔处左下角为最低点,有人把这种女书字的外观体型称为“多”字式体式。女书给人的直观印象是取纵势,字体倾斜而修长,笔划精巧轻盈、秀丽纤雅,纵向整齐紧密,横向疏朗不拘,字体大小不等但比较匀称,倾侧之中有一种平衡感,古朴之中透出天趣。

女书实际上只有三种基本笔法:圆点、圆圈和弧形线条。与方块汉字的笔画相比,女书的弧笔很有特色,在书写中弧度可大可小、弧线可长可短,变化多端。女书几乎所有的线条都是弧形,无所谓横,也无所谓竖。似撇者,锋芒毕露,常为全字之首;似捺者,伸而无磔笔;似竖,躬而不直;似横,倾而不平。女书特有的圆圈,常常也是由两条弧线合拢而成,形成上、下不拢口的椭圆形,形如枣状。所谓折笔,也是由两笔弧线交结而成。女书中几乎没有由下而下的挑提之笔。

女书清秀的体形、纤细的笔画、巧妙的结构展现出一种独特的艺术美。女书字形具有形式美,字形刚柔相济,柔中有刚,灵动娟秀,轻盈飘逸,充满了律动感。同时,还不自觉地利用了对称美的规律,创造出了大量对称的象形文字。它可将不同形态表达出来,文字四角平稳,尽量周正的美感。

总的来看,女书书法以其弧形美最著魅力,有的似水波,有的似上弦月,书写弦线,多在每个字的开笔。一个字不论有多少条弧线组成,第一条弧线往往是起栋梁骨干作用的,其余短弧、点、圆再依次完成。

大多数女书研究专家学者认为,女书的自然属性是汉字,是从汉字派生出来的,但在本质属性上与方块汉字不周。首先,女书属于表音的单音节文字。在汉字中,一个音节往往用许多不同的字书写,每一个字表示不同的意义,属表意文字,而女书则不同,女书同一个音节可以只用一个字书写,就能表示许多毫不相关的意义。其次,女书的构件基本没有表意成份和意义功能。女书文字的构件,有的与方块汉字的部件相似,可能是从方块汉字借鉴而来;有的则来源不明,有待进一步考察研究。在女书中,即使具有相同构件偏旁的一组字,彼此之间也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关系,每个单字也不能从构字部件上得到任何意义上的提示,没有表意功能,不是表意文字。相反,女书的某些构件或单字带有音符性质,具有表音功能。

将构件简单组合,制造新字形成字族,是女书造字的主要手段。汉字里有许多偏旁,同一偏旁统摄下包含许多文字,它们的读音彼此无关,但是意义有相同或相关之处,是一种以语义为联系的字族。女书字则不同,同族的字以共同的基字为核心,语义彼此无关,但读音有共同之处,是一种以语音为联系的字族。这样的字族在女书中大约有130多个。

用一个字符标记一串同音(近音)的词,是女书字标记语言的主要手段,也是它经济简便之处。赵丽明博士曾经做过统计分析:《汉语大字典》收录了54678个汉字,常用汉字有数千个。而所有这些字用女书来表达,却只需2000个字,常用字少到只有700字左右。而且,无论社会发展出现什么新事物、新词汇,女书都无需再造新字,只要用读音来表示即可,像计算机、克隆技术、宇宙飞船等现代词语,凭古老而神奇的女书完全可以记录。

由于女书是一种民间文字,造字者众多,又没有经过规范整理,还不是很标准的音节文字。标准的音节文字一个音节由一个字符书写,一个字也只记录一个音节,而女书则有一字多形、一音多字、一字多音现象。

也有论者认为,女书既非表音文字,也非表意文字,而是走的“第三条文字发展道路”,即是一种记号音节文字。女书,不仅绝大多一部分一形多音,而且也大量存在一音多形,同音字现象甚为普遍。女书字符与语音之间的关系缺乏固定性和一致性,同形不一定同音(如多音字),同音不一定同形(如同音字)。女书字符与其标记的音义之间,大部分没有直接联系,纯属约定俗成,没有规律性的形式标志。即一个字符纯属约定俗成的、标记一定音义的记号性符号,不是表音文字,而是一种举世罕见的记号音节文字。

不管怎么样,女书是一种既定的存在,并在一定的范围内传播、应用,有其特定的使用场合、交际目的和话题内容。

女书的内容,以记录身世、抒发情志、结交姊妹、新娘回门、贺三朝等最为常见,大多是对自己或当地女性生活的描写、人生经历的记录和情感体验的倾诉,往往叙述内心无限的苦闷和现实阴暗的世界。

仪式纪事:主要用书面方式记录和传达家族事务,如用女书记载哭嫁和祭祀等行为,包括对亲人的出生、生日、结婚等活动的祝贺,也用于对逝者的哀悼和祭祀,如《老同真合意》《春色遥遥好欢乐》《河渊七姐妹》《凤姑娘本灵显》《保佑夫君早转回》等。

人际交往:主要是用书面语方式递交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信息,包括亲人交往、社会交往,特别是结交姊妹,慰问、感谢和讨论家庭教育等,如结交姊妹的书信内容,倡议信大致是——“很久就听到你的芳名,你不仅聪明而且人好,我先写信到你家,希望跟你结交成为姐妹,我家贫寒,没有你家条件好,如果不嫌弃,今年八月一起去赶庙会,结交以后我们可以经常往来。”回信一般写——“接到你的信和礼物非常高兴,我们真有缘分,好像千里的河流共水源,万里的花朵共园子。”

纪实叙事:主要是对历史上发生的事件进行客观描述,包括家庭和社会事件两种类型,其中家庭历史的记述就是写家谱,说明家族的来龙去脉,也有女性写自己的,如自传性的诉苦歌《田广洞女子歌》《十八岁女三岁郎》《王氏女》等,每一部都是妇女的血泪史、苦情歌,女书传人胡慈珠在《自传歌》中写道:“没娘没爹哪样过/是我可怜陪哪个/只有姑孙同陪坐/一家事情倚哪个/透夜哭娘如刀割/哪个尽心照顾身/面前亦没乘凉树/背底亦无靠背山/亦没娘舅来照顾/亦没姨娘惜终身/外婆年高落阴府/日夜哭愁人不知。”

改写移植:就是将一些传统的汉文故事译成女书,有的是将汉字文本的经典作品用女书和方言翻译和移植,有的是把民间口头流传的作品用女书记录下来,如《祝英台》《三姑记》《肖氏女》《罗氏女》即是由《梁山伯与祝英台》《三女婿》《萧淑贞祭坟重会姻缘记》《秋胡戏妻》等故事翻译衍绎而来,与原文相比,大多以女性强人作为主人公,表达了女性解放、坚持婚姻自主、倡导男女平等的强烈愿望和对功名利禄的鄙视。


第三节 女书习俗


女书既是女性生活的一种隐秘形态,也是女性生活的一种精神寄托,由于女书在女性精神领域天长日久的浸染与渗透,形成了蕴涵深刻的女书习俗,包括做女红、结交老同、坐歌堂、贺三朝、哭嫁、斗牛、吹凉、祭祀姑婆等等。

一、做女红。女红也叫女工、女功,旧指妇女所从事的纺纱、织布、刺绣、缝纫等生产工艺活动,是自给自足经济生活条件下的女性分工。虽然女红成果的享用者属于全社会的成员,但女红的操作者基本上都是女性,男人不问津、不涉入,女红成了女性的封闭领地。旧时妇女没有学习文化的权利,却有着从小学习女红、终生从事女红的义务,她们把全部的智慧、才华都投入到女红中,把自己的心血、情感都融入女红中,特别是在操作女红、切磋技艺的过程中,女性结交女友、习唱女书,与女书文字的创造有着密切不可分的关系。“女子纺棉,每约邻为伴相巧拙,右手摇纺车,左手牵棉如丝,口中则歌声竟作。”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女红女书文化。光绪《永明志》记载:“永明瑶女,织女纹花巾,制颇古质,又有瑶带,亦织成花纹,其瑶巾尤为洁白,细如西洋布。”在绣花织锦的过程中,女性把女字织进饰物中,并注入自己的情感,有的是几句吉祥句话语,有的则是作为图案的女字符号,这些女字在女性世界神奇地流传。

二、结老同。又称结老同,结老庚。同性之间结老庚,在中国是常见的人际现象,同年生人相结交,一般男的叫老庚,女的叫老同。在江永女书流传地区,妇女结老同的范围大大拓宽了,只要情投意合,无论年龄大小都可结拜姊妹,成为老同。结交的老同人数不等。一般根据年龄、经历,结交姊妹有婚前少女型和婚后中老年型,偶有忘年之交。这是一种非血缘关系的民间社团组织,是一种准结社现象。她们用自己的字写结交老同书,给老同写信,把老同的情义写成歌唱出来、传开去;写成书存在身边,伴随终生。女书使老同凝聚在一起,它不仅仅是一种妇女社交的工具,还是一种文化权力的象征。这种举世罕见的女性文字不仅使老同这种民间社团内成员之间的联系超越了时空,更使它得以升华,构建一个女性精神王国,创造着欢乐,稀释了泪水,分担着苦难。女性以女书、女歌、女红、女友(老同)为基本内容的乡土社会生活,维系姊妹的情谊,她们的感情虽不是夫妻之情却胜过夫妻之情。即使婚后夫妻和睦、感情浓烈,也不能与姐妹结交之情相提并论,当地流行这样的话:“丈夫面前不讲真,姊妹面前不讲假。”姊妹情感之牢固,由此可见。

三、坐歌堂、贺三朝。江永婚俗中女子出嫁前的“坐歌堂”和婚后第三天的“贺三朝”,所唱歌词在女书作品中占的比例相当高,是与女书紧密联系的风俗。女子出家前半个月,新娘的女性亲友就搬往进新娘家的绣楼上,陪伴新娘习女书、做女红、唱女歌,出嫁的前二三天还要举行隆重的歌堂仪式,由设歌堂、进歌堂、吵歌堂、坐歌堂、哭离乡歌组成,整个歌堂大唱女书歌。歌堂唱歌使用土话,歌词为七言句式,既有现编现词的即兴创作,也有事先用女书创作的备用歌谣,表现出女伴们对新娘的依恋不舍之情,流露出强烈的女性集体意识。新娘出嫁后第三天要回门,叫做三朝,亲戚朋友要给她祝贺三朝。这一天娘家的女性亲人和新娘婚前的女友要带着事先写好的三朝书等礼物到夫家唱《贺三朝》,然后把新娘子接回娘家,一般要到生了孩子才经常住在男方家,完成接三朝、贺三朝活动。三朝书主要用女书写上对新娘的祝福和对过去美好情谊的回忆,娘家亲戚朋友留恋女子,回忆过去的友情,恭喜女子嫁了个好人家,希望男方家放她早点回家,流露出女性姊妹之间的情真意切,有的甚至超过夫妻之间的感情,竟要从那新喜的家庭中夺回姊妹,新娘收到情深义重的三朝书越多越有面子、越珍贵。

四、女性节日。女性流行地区还有一些别具特色的习俗,使得妇女有更多机会回娘家或者到姐妹们那里欢聚,唱读女书。如二月初一祭鸟、四月初八斗牛、五月十六花山庙会、六月六日已嫁妇女回娘家过吹凉节等等,她们都要带上女书作品前往,相互的感情便日臻深厚,至死不忘。七月七日乞巧节,女子结伴在家门前设小桌,吟诵女书,乞求织女给以智慧和巧手,写出最好的女字和绣出最美的花饰。


第四节 女书传承


女书是在江永上江圩一带妇女中神秘流传的一种妇女文字传播符号,其创作、使用、传播都是普通女性,以“传女不传男、老传少、母传女”的方式代代相传。女书的传承是无体系、无教材、非正规教师的自发传播行为,只在女性间由母传女、老传少、同辈间相互交流研习。

女书传人有自然传人和从自然传人到非自然传人两个阶段。

从民国初期到21世纪初最后一位女书自然传承人阳焕宜老人去世,江永县上江圩镇女书传承人就有82位。这些女书自然传人基本上都是文盲,没受汉字的影响,其传承关系完全是女性自发参与的原生态传承。妇女之间,通过家族、亲戚、朋友、长辈或女书文化习俗等活动,口头传承。传者口唱,承者聆听、模仿再现,最后都会认女字、会唱女书歌。

1980年代,女书受到专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女书自然传人已经不多,比较有影响有义年华(1907一1991)、高银仙(1902一1990)、阳焕宜(1905—2004)等3位。

义年华(1907一1991),上江圩乡棠下村人。嫁到黄甲岭乡。她小时候家境比较好,读完了小学,能够背汉字书写的汉语古文“四书”“五经”,这为她学习女书和流利地书写女书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义年华14岁跟婶母学会女书。义年华的女书写作水平很高,她为许多人写传记,写三朝书,写女歌,还用女书翻译了很多汉字文本的作品。她的遗物中有其精心抄录的汉字文本的汉语唱本,这些唱本大概是准备用来翻译成女书文字的。女书是义年华的生命支柱,最后几年她写了很多女书作品,培养了一些女孩学习女书,帮助国内外不少研究女书的专家了解女书。义年华去世的时候陪葬埋的女书作品有近半尺厚。她的主要作品《义年华传世文》626句4382字。

高银仙(1902一1990),上江圩乡高家人,出嫁到本乡的普美。她幼年家境贫寒,没有上学,不懂汉字记录的文化。她在家做姑娘的时候跟姑妈学女书,由于天资聪慧,女书学得很好。高银仙小时候听妇女们唱读女书的时候,觉得她们很可怜,也觉得女书内容很有道理,后来就开始跟姑姑以及其他姐妹学习女书。出嫁后,她在走亲戚的时候经常和原来一起学女书的姐妹们唱读女书。有空就把自己的心事写成女书。在20世纪60年代,高银仙跟6个朋友结交了姊妹关系。7个姊妹一般会读女书,只有3个人会写女书。后来高银仙还和义年华通过女书作品互相通信,互相慰问,成为朋友,结交了姊妹关系。结拜的姐妹关系非常亲密,甚至超过同胞亲生姐妹关系。她临终的时候自己分别挑选了一些女书烧掉,一些留下。高银仙的作品主要有《王氏女》《西施女》《卖花女》《梁祝姻缘》《咸丰年间走贼》等。

阳焕宜(1905—2004),上江圩乡阳家村人。她是最后一位女书自然传人,一生不懂汉字。她掌握的女书字比前面两位少,但是她是3位自然传人中最晚去世,最长寿的。她14岁学女书,大约学习了3年左右,后来附近有嫁女的就会请阳焕宜去写一些女歌、三朝书等,做成红包放在盒子里做嫁妆,显示新娘和娘家的才华。

从自然传人到非自然传人。女书及女书文化的传承以家传式为主。而这时传承的性别特征开始模糊,男性开始涉及女书的传承和研究领域。如,原江永县文化馆工作人员周硕沂(1924—2006),被众多学者和媒体称为女书男传第一人。他致力于女书研究达半个世纪,是第一个介绍和宣传女书的男性人物。学术界开始引导民众有意识地参与到女书及女书文化的抢救、保护和传承中来,并开始有教材,把几代人女书作者流传、改编和移植作品供传承人学习。江永县授予阳焕宜、何艳新、何静华、胡美月和义运娟5人“女书传人”称号。实际上,这5个人里面只有阳焕宜是自然形成传人,她获得这个称号一年后,在2004年就去世了,其他4人是有意培养的。可见,女书在被外界发现和关注的时候,在政府开始重视的时候,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末期。2010年江永县又授予周慧娟、蒲丽娟和胡欣3人“女书传人”称号。2008年被评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级女书习俗传人有2人:何静华,胡美月。21世纪初期有意培养的女书传人有:何静华、何艳新、周慧娟、胡美月、蒲丽娟、义运娟、胡欣。

此外,社会上还有一批包括男性在内的女书爱好者,通过多种渠道学习和研究女书,成为女书传人,并开创女书书法艺术新领域。

随着最后一位自然传承人阳焕宜老人谢世,女书的文化价值日益凸显,女书及女书的传承危机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其传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家传式的传承继续存在,比如胡美月、蒲丽娟都教授各自的女儿学习女书。政府为了宣传女书文化而开展的歌堂式传承开始出现。还有文献式传承,一些熟悉女书的专业学者和传承人利用文字手段将女书及女书文化以文献的形式记载下来,使之得以保存,如女书作品、女字汇编、女书学术论文集、女书专著等。

周冶陶、宫步坦编著的《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女书》,明华印书馆2009年2月版,详细记录了女书1982年被发现的经过,女书中的情感、信仰与艺术,女书的传承与保护,与女书有关的女性习俗等内容,并分篇介绍了著名的女书传人、著名的女书研究专家和著名的女书书法家,还对湖北新发现的几种未识别文字进行了介绍。

2007年出版的《女书通——女性文字工具书》,以女书标准字作为规范方案,具有女书译汉字与汉字译女书两种字汇的功能。通过女书标准字音节索引可以查出:江永土话的每个音节、每个音调,有哪几个对应的女书文字,它们中间哪一个是标准字,这个女书标准字的标准书写方法是什么;通过女书标准字笔划索引,可以根据一个标准字查到它所能代表的多种汉字意义,也能够查到它的多种同音字,还能够查到它在其他7种女书字典或字汇中的写法;通过汉字译女书索引,可以查出与一个汉字相对应的女书标准字怎么写,怎么发音,与这个汉字对应的女书标准字有哪些同音字。

赵丽明主编、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女书合集》,所收资料占所能见到的女书原始资料的90%以上。另外一本女书专著《中国女书集成——一种奇特的女性文字资料总汇》十集不分卷,由赵丽明主编、周硕沂、陈其光译注校订。包括:贺三朝书八十二种、自传诉苦歌三十六种、结交老同书二十二种、传说叙事歌三十二种、祭祀歌七种、婚嫁歌五十六种、民歌八十七种、谜语四十七种、翻译作品二十九种、书信三十种。

岳麓书社2011年出版的彭泽润著作《江永女书文字研究》,从文字学的角度,分析流传在江永、江华等瑶族聚居地区的女性专用文字,认为这种文字属于一种不成熟的音节文字,属于表音文字,是关于女书文字理论研究最专业的成果。

《永州日报》曾开辟女书专栏,发表本地学者张国权撰写的关于女书研究系列文章(结集为《遥望女书的星空》),比较系统而明确地解读了江永女书产生的大致时代、女书造字的基本元素和方法、女书习俗的来历、女书传承的基本渠道和方式,以及江永虽历经千年而能完好保存女书的社会因素和自然环境。

跨媒介传播,为女书带更宽传播空间。有影像的录音录像、电视专题片、电子读物等,如女书声像原始资料光碟《深闺字谜》《女人最后的尊严》《江永女书》《江永文化之旅》等等。

电影《雪花秘扇》是美国福克斯探照灯公司及中国华谊兄弟、上海电影有限公司合作制作发行的剧情、历史电影。影片改编自美国华裔女作家邝丽莎的同名英文小说,由王颖执导,李冰冰、全智贤、邬君梅和休·杰克曼等联袂出演,于2011年6月24日在中国上映。影片讲述了分别发生在清末和当代两个女人之间的凄美委婉的感情故事。两对女性的故事在不同的时空中交替展开,时光流转,不变的是那份永恒的友情、希望和爱。展现江永女书迷人的魅力。

微电影音乐史诗《女书》由作曲家谭盾创作,于2013年10月20日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演出。作品取材自江永女书,是一部从人类学角度,结合现代科技打造出女书视觉的交响乐。谭盾用12个不同主题长镜头,以纪录片的拍摄手法讲述了“女书村”的故事,创作了12部“微电影”。影片中的女人唱着经两千年口头传承下来的女书歌谣,浓厚的原生态民族气息与女性独有的哀婉,十分动人。谭盾则依据古老的唱段为其编配乐器和声,由闻名世界的费城交响乐团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谭盾的这些作品。

2016年,以女书文化为题材的原创歌曲《女书魂》《姐妹书》《训女词》(合称《女书组歌》),陆续登陆全国各大音乐平台。歌曲以丰富的女书习俗文化为主题,歌词美丽、温婉而质朴,旋律柔美、温情而富有张力。《女书组歌》MV主要在江永的小古源、勾蓝瑶寨、中国女书园等景区取景,充分展现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女书文化、美丽自然的风光和鲜活的风土人情,表现出女书“美丽、坚韧、睿智、包容、创新”的精神内涵。

2017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上,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将一幅由江永女书传人胡欣撰写的女书作品,作为国礼赠送给来访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

2018年10月,首部以女书为主线的史诗剧《八角花开》在江永县凤凰广场耀世而出,整台剧由本土800多群众演员表演,邀请著名歌手李雨儿出演,历经5个月精心打磨而成。全剧由《成长歌》《坐歌堂》《我心光明》等13个篇章组成,以原生态的女歌为基本元素,以《女书组歌》为层次线索,表现了女书文化对女性精神的浸润。这是首次以史诗剧的表达方式,向观众传播女书文化魅力的创举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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